2014年深秋，在北京举行的APEC峰会带火了“APEC蓝”这个词，更无奈地反映出当年中国“雾霾压城”的现状：2013年PM2.5首次被纳入空气质量监测体系后，74个城市中只有3个达到了空气质量二级标准。而近两年，有雾霾的白天越来越少，蓝天已经变成北方人秋冬季朋友圈的日常背景，3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近半数空气质量已经达标。

“十三五”期间，在三大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持续推进下，中国生态环境质量大为改善。而“十四五”乃至更远的未来，环保领域将有怎样的新进展?

2020年10月26日至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提出了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并明确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下称“公报”)发布，其中在生态环境领域提出：到2035年要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十四五期间，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得到优化，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成效显著，能源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利用效率大幅提高，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牢固，城乡人居环境明显改善。

“这次公报更加重视生态、绿色了。”中泰证券研究所政策组首席分析师杨畅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据他和团队统计，在这份6000多字的公报中，科技创新与生态环境是两大主线，“生态”、“环境”、“绿色”三个关键词合计出现的次数为26次，仅次于“科技”、“创新”、“技术”、“数字”四个关键词总计的29次。

淡化GDP，增加环境目标

“要坚持走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之路不动摇，坚持依法治理环境污染和保护生态环境不动摇，坚持守住生态环境保护的底线不动摇，绝不能再重回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搞‘一时一地’所谓的发展的老路。”2020年6月，在新冠肺炎疫情后的一场线下活动中，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指出。

同样的态度，也体现在这次的公报中。一方面，公报并没有提出量化的经济增长指标;另一方面，提出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

淡化GDP指标并非出乎意料。事实上，从2015年开始，各个地方政府都已经开始逐渐淡化GDP增速目标。但是在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和全球经济造成强烈冲击的背景下，2020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没有提出经济增速目标，此次五中全会公报也再次没有提出量化的经济增长指标。

与之相对的是，环境质量好转的目标更加受到重视。在过去二十年间多次参与过五年规划的环境商会副会长兼首席环境政策专家骆建华看来，这次公报的一大亮点就是将“环境质量根本好转”写入目标之中。

这在从前是很难想象的。骆建华告诉《华夏时报》记者，从上世纪90年代到2010年前，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各界对中国环境质量的评价主要就是“局部有所改善、总体仍在恶化”，后来又提了两个‘遏制’，即环境污染加重、生态恶化的趋势能不能遏制住。

然而“十三五”以来的五年里，中国仅用了5年左右的时间，很快地将欧美国家用四五十年才解决的雾霾问题控制在一个较好的水平。“那么未来，尤其是在空气质量和水质量方面，我们能不能对标目前国际上环境质量更好的国家的水平?”他说。

更高环境标准带来行业新机遇

针对环境质量“更高的标准”，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生态文明研究中心主任贺克斌近日也有过公开论述。在空气质量方面，他指出我国现行空气质量标准为年平均PM2.5浓度35ug/m³，是WHO空气质量最低一档的标准，而美国和欧洲城市近两年平均浓度为10-20 ug/m³。他认为，在2035年之后，国内空气质量标准或将向WHO的第二、三阶段标准，即25 ug/m³或15 ug/m³看齐。而水质量方面，骆建华认为全国消除劣五类水体有可能成为一个标准。

更高的环境质量标准也将给环保企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E20研究院执行院长薛涛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这次并没有明确提到“加大环境治理力度”，是因为按照三个十条已经有了下个五年继续治理的基本方向。但同时公报提到“持续改善环境质量，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结合生态环境部此前发布的《生态环境监测规划纲要(2020-2035年)》来看，将强调环境治理的系统性并增加生态指标，在流域治理方面的要求会进一步提高，污水和水环境治理相关行业依然会有持续发展的明显机会，对污水资源化也会形成需求。

此外，他认为未来环保企业需要从环境治理的后段走到前端。“公报强调保护优先，必然进一步强化生态红线保护机制。有限自然资源的高效利用、工业的绿色化等都不仅仅是环保末端治理的机会，而是需要环保企业有走到生产流程和城市规划前端的能力。”

倒逼环境转型

而公报中另一个引人关注的内容是碳排放。此前，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2日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体量和能耗体量巨大的国家而言，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并不容易。欧盟此前提出计划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而中国计划碳中和的时间仅仅比欧盟晚十年。并且，中国从碳达峰到碳中和需要的时间是30年，比发达国家缩短30年左右。

尽管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但如果这一目标能够实现，也将带来非常美好的前景。贺克斌提出，以《巴黎协定》下2℃升温目标和1.5℃升温目标来推演，主要污染物可以从千万吨级降到百万吨级，2050年绝大部分地区年均PM2.5可降低至15 ug/m³，达到欧美现阶段空气质量标准。但他同时指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推进能源转型。当前国内的能源结构中，化石能源占85%，非化石占15%。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时，二者必须要倒过来，即化石能源只能占15%，其中还包括汽油和煤，煤不会高于5%。

“这一目标可以产生一个强烈的倒逼机制，对中国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消费结构都会产生颠覆式的变化，至少从能源、生产、消费、流通各个环节，都需要有一些颠覆式的技术、革命性的创新才行。”骆建华指出。

10月28日，在生态环境部例行发布会上，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李高表示，“十四五”要全面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将碳强度下降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十四五”规划纲要，并研究跨越“十四五”和“十五五”的二氧化碳排放达峰行动计划，明确地方、行业的达峰目标和行动方案，鼓励相关部门制定达峰专项行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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