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昨日发布的最新中国经济简报称，中国的经济活动在2020年一季度急剧下滑之后，已经以快于预期的速度正常化，得益于有效的疫情防控策略、强有力的政策措施和旺盛的出口。复苏步伐虽快但不均衡，内需复苏慢于生产，消费复苏慢于投资。

报告预测中国今年经济增速放缓至2%，2021年随着消费者和企业信心增强以及劳动力市场状况改善，经济活动扩大到私人投资和消费，增速将回升至7.9%。

中国经济复苏面临的风险很高但大体上均衡。从不利的方面来看，尽管努力抑制病毒传播，但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可能会继续干扰经济活动。新冠肺炎的冲击也加剧了企业、银行和政府资产负债表中既有且相互关联的薄弱环节，将拖累中国的增长。预计全球环境将继续充满挑战且高度不确定。与主要贸易伙伴围绕贸易和技术问题的双边关系持续紧张将继续对持续复苏构成风险，特别是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和随后的复苏导致外部失衡问题重现。从有利的方面来看，迅速和大范围推出有效的疫苗将提振消费者和企业信心，支持更强劲的增长。

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芮泽指出：“全球环境仍然高度不确定，这需要有一个适应性的政策框架。过早退出政策支持和过度收紧有可能使复苏脱轨。财政支持的退出应循序渐进，但重点应当从传统基础设施转向增加社会支出和绿色投资。”

市场导向的结构性改革，辅之以旨在促进经济再平衡以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的财政政策，会有助于避免潜在增长率进一步下滑，减少外部失衡，为构建更具韧性和包容性的经济奠定基础。促进基础广泛的家庭收入增长，以健全的社会保障安排和增加获得优质公共服务的机会为基础，包括通过进一步放宽户籍制度，可使中国未来的增长更具包容性，并支持朝向消费的再平衡进程。

报告强调指出中国的改革议程与空间转型之间有着内在联系。虽然自本世纪头十年的中期以来，国内各省之间和城乡之间在产出、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方面的差距有所缩小，但这种趋同是由落后地区的投资激增驱动的。财政失衡和债务增加以及投资收益递减使得进一步的投资驱动型趋同缺乏可持续性。

世界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艾卡思表示：“要使经济实现从投资向创新和服务驱动型增长模式的再平衡，中国需要发挥其最发达和最具创新力的都市圈和城市群的增长潜力。这种转变需要以财政政策相配合，以确保城市和沿海省份以外的居民获得更均等的公共服务并增加人力资本投资。”

更多要点包括：

在有效疫情防控、强力政策支持和强韧出口等多方面作用下，中国经济活动在2020年一季度急剧下滑之后已以快于预期的速度趋于正常。总体复苏速度很快，但并不平衡：国内需求的复苏慢于生产，消费需求的复苏慢于投资。预计今年实际GDP增长将放缓至2%；2021年，随着企业利润、劳动力市场状况和收入的改善，消费者支出和商业投资将逐步赶上，GDP增长将提高至7.9%。这种预测是基于以下假设：在继续开展针对性局部疫情防控的同时，自2021年初起逐步推出有效的新冠病毒疫苗，将新增感染保持在较低水平并防止疫情再次大规模爆发。

即使中国GDP到2021年能够恢复到疫情前水平，但疫情的冲击已经加剧了经济中的既有失衡并使结构性挑战更加突出。新冠大流行以及随后的复苏导致总需求的结构失衡复发——家庭储蓄上升，政府的支持政策侧重投资，外部失衡扩大。疫情之前公共和私人债务存量就已很高，现在又进一步上升。在明年周期性反弹之后，财政、公司和银行部门资产负债表的脆弱性连同偿债成本的上升将会对经济增长造成制约。

预计外部环境仍将充满挑战且高度不确定。全球经济尽管有初步反弹，但仍处于衰退之中，复苏道路不会一马平川。此外，由于新冠疫情再次升级，几大经济体重新加强封锁措施，全球经济近期前景黯淡。另外，根深蒂固的地缘经济紧张形势，尤其是与主要贸易伙伴围绕贸易和技术问题的持续双边摩擦，也会继续给中国经济的持久复苏和中期增长前景带来风险。

克服近期的不确定性需要一个动态政策框架，以便根据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复苏速度适时调整。过早退出支持政策和过度紧缩可能会使复苏维以维系。在产出缺口持续存在私人需求仍然脆弱以及通缩压力日渐显现的情况下，中国人民银行向正常政策立场的回归需谨慎行事。同时，货币政策应更多使用传统工具，而那些为应对疫情冲击采取的窗口指导、贷款发放目标和再贷款工具等定向支持应逐步退出。同样，此前为解决临时流动性问题采取的监管宽容措施应逐渐收回，以促进不良资产的确认和解决，减轻坏账“僵尸化”风险。

除采取灵活、支持性的货币政策以外，中国还可以利用财政空间来应对增长下行风险，确保需求来源从公共需求平稳转向私人需求。这类财政措施应集中在社会支出和绿色投资而不是传统的基础设施投资上，这样不仅可以增加短期需求，而且有助于促进中期再平衡，实现更绿色、更包容的增长。例如，今年对地方政府的一些特殊转移支付明年可以继续实施，并明确针对地方政府的社会支出和/或绿色投资。

市场导向的结构性改革有助于避免潜在增长率更剧烈的下降，减少外部失衡，并为建设更强韧和包容的经济奠定基础。加强破产和银行处置框架有助于推动脆弱或难以为系的企业和银行有序退出，减少产能过剩，促进去杠杆，并释放资源得以重新配置到生产率更高的用途。将户籍管理的放开进一步扩大到大城市有助于降低劳动力流动障碍，促进公共服务的平等获取，提高城市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财政支出从注重投资转向增加社会安全网支出有助于鼓励居民减少预防性储蓄，从而提振国内消费，提高增长的韧性。在通过国内消费提高需求的同时，应进一步开放中国市场，尤其是服务业市场，以促进竞争以及知识和技术的传播，这些都是推动生产率提高的关键因素。采取进一步行动来减少贸易壁垒——包括服务业贸易壁垒在内，不仅对中国有益，而且可以为全球和区域贸易增长提供更多机会，从而为推动全球复苏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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