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0日，美国西德克萨斯中质油（WTI）近月期货合约大幅下挫，跌幅创历史新高，当日结算价格跌到惊人的-37.63美元/桶，国际油价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负值，成为能源发展史上的标志性事件。究其深层次原因，除却原油期货本身的特殊性和石油储备见顶之外，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全球主要经济体增长放缓，对能源市场造成极大冲击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为全球能源治理提出了新课题。在此背景下，我们要准确把握全球能源治理的走向，提升我国在全球能源治理领域的话语权。

第一，供过于求的能源格局一时难以逆转，能源价格在低价位波动，全球能源治理的不确定性增加。特朗普上台推动页岩气、页岩油、煤炭等化石能源的发展，美国本土原油产量大大超出预期，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原油生产国和重要的原油出口国，大量美国页岩油气进入世界能源市场。3月份，俄罗斯与沙特限产协议未达成，双方大幅增加原油产量，试图挤压美国的页岩油气份额。与此同时，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流行，全球对原油的实际需求大为减少，导致原油全球供应过剩。目前，欧佩克+虽然宣布自5月起正式减产970万桶/日，减产期限到2022年4月30日，但世界石油需求下降3000万桶/日，之间仍存在很大的缺口。“石油战争”与新冠肺炎疫情叠加形成的供过于求的能源格局，即使在疫情结束之后，也将短时不可逆转，能源市场将会在疫情的影响下“时冷时热”。

在能源市场供大于求的格局之下，石油市场的价格反弹可能很短暂，油价长期在25美元到50美元之间上下波动将成为常态。许多严重依赖石油出口的国家，由于石油收入的锐减，其财政压力增大，经济将会陷入困境。

第二，能源转型迫在眉睫，全球能源治理过程中或将出现新型全球地缘政治博弈。历史上，重大的能源转型历来都伴随着不可预见的“黑天鹅”事件。回望过去50年的发展，化石燃料主导了民族国家之间的贸易和权力关系，化石燃料也一直都是地缘政治动荡和冲突的根源。而这一切正在发生变化，世界正从化石燃料向可再生能源技术转型，这种能源转型将随之形成新的权力关系。

2020年最大的“黑天鹅”事件就是新冠肺炎疫情。在疫情的影响下，可再生能源将会成为许多国家实现能源自给，确保能源安全的重要选择。这是因为，可再生能源的成本迅速下降（太阳能和风能的产能每增加一倍，成本就会减少大约20%），其对健康和气候问题的贡献日益增加（空气污染每年导致700万人死亡）等等。更重要的是，可再生能源在大多数国家可以多种形式广泛获取，它是可不断填充的能源流，相对而言不易因运输受阻而受到影响。它可在地方社区范围内迅速且便捷地使用，与分散性能源生产和消费十分匹配。这一分散性属性将侵蚀传统化石能源在地理上的密集度构成的政治格局。随着世界对化石燃料依赖度的下降，新型全球地缘政治博弈将会呈现出来，围绕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而展开。

大多数能源生产国的可再生能源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我国与这些国家在可再生能源方面有很大的合作空间。据最新数据显示，中国的可再生能源投资规模占到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总额的40%。俄罗斯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专利数不足15000项，而美国有10万项有关专利，中国有16.5万项有关专利。中国在可再生能源发展方面具有较大的话语权。我国在可再生能源国际合作方面，大国是方向，周边是关键，非洲和拉丁美洲是基础，这将是未来我国与这些地区国家可再生能源合作的基本路线。新冠肺炎疫情或将导致“逆全球化”倾向加剧，这将在总体上影响全球能源的合作，尤其新能源合作领域将受到冲击。疫情导致传统化石能源价格骤降，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刺激对化石能源的消费，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合作动力不足。但是，可再生能源技术能够促使权力分散化并形成新的联盟、组织或者合作伙伴。如何把握好这种能源转型的契机，加强国际能源合作，提升全球能源治理能力是后疫情时代我国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重要课题。

第三，三链重构（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或将打乱全球能源治理的节奏。三链重构是新冠肺炎疫情带给世界经济，带给能源合作和能源治理最深刻的变化之一。这或将打乱全球能源治理的节奏，为能源治理带来巨大的挑战。一些能源投资项目可能被终止或无限期搁置，新项目投资也会有更长时间的酝酿期，能源并购项目审批困难增加，再加上国际舆论环境的变动也会给全球能源治理带来新的风险。

第四，能源治理三角机制初现端倪。页岩气革命以降，美国本土原油产量不断推高，使之具备了挑战沙特和俄罗斯两个传统能源出口大国的能力，在能源市场上构成了“三国杀”的战略态势。沙特是美国在中东最大的也是最坚定的盟友，美国和沙特联合起来打击俄罗斯的石油行业，借此削弱俄罗斯在中东不断扩大的影响力。与此同时，沙特与俄罗斯同为传统化石能源的主要生产国，希望通过价格战将美国的页岩油气挤出全球能源市场，因为页岩油气的成本大都在45美元到50美元/桶，石油价格低，美国页岩油气公司的利润就会受到挤压而破产。从石油大战的结果来看，这是一场比“零和博弈更糟糕的负和博弈”。国际能源学界学者丹尼尔·耶金认为，世界石油市场从未像现在这样迅速崩溃。但4月份以来，特朗普、普京和沙特国王就欧佩克+的石油减产协议问题频繁通话，同意将继续就稳定全球石油市场问题保持接触，能源战略三角机制初现端倪，或将影响全球原油市场谈判、限产、减产和价格的确定过程。我国作为最重要的石油消费国，应该依托多边国际组织，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五，能源数字化加速推进，数字化技术与能源企业管理和能源治理相融合的趋势凸显。新冠肺炎疫情让诸多行业摁下了暂停键，但也让一些行业启动了加速键，比如数字经济。以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等信息技术为特征的数字经济席卷全球，深刻改变了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有望重塑全球能源发展态势。疫情发生后，依托数字技术改造能源实体经济，实现能源行业业务增长和商业模式创新等已然形成全球共识，能源企业管理和生产运营等也加快向数字化转型。目前，许多国家能源建设数字化程度低、起步晚，能源数字化转型困难重重。加快能源领域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步伐，将会提升我国在全球能源治理领域的话语权。

我国可以与这些国家一起合作建立健全数字能源运行平台，提升在突发公共应急事件中确保能源安全的能力。结合数字政府、数字能源管理平台建设，建立能源预测预警、生产、输配、转换、消费等全过程的运行平台，利用5G技术更高的带宽、减少延迟有助于收集与分析实时数据的优势，挖掘其在能源数字化领域的潜力，实现我国数字化技术与其他国家能源行业的高质量融合与合作。

虽然疫情对国际能源合作和全球能源治理带来诸多挑战，但疫情发生之后，许多能源合作伙伴在各个方面向中方提供了积极的支持和帮助，同时表明同中方继续加强能源合作的态度。我国也根据一些国家的需要，在力所能及范围之内向他们提供了急需的医疗物资援助，助推国际能源合作，力促全球能源治理向更加理性、更加实际、更加高效的方向发展，以期创造新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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